【理论探索】 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

【理论探索】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

2016-12-22 郭冠清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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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介绍
郭冠清（196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资本论》研究室主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理事、学术委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副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会理事。郭冠清研究员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专著两部、译著两部和合著多部。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MEGA2这一“里程碑”事件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介绍，然后，以MEGA2提供的文本文献为基础，结合MEGA2重要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对恩格斯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历史观、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1）新历史观产生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语境之中，但本身并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以新历史观诞生为标志，马克思实现了从“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2）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也不是“生产关系”的同义语，新历史观包含着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建立。（3）新历史观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被误读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4）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一个只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价值理论。它不仅包含着对价格背后原因的本质解释，而且还建立了一个通向分配正义的评价体系。（5）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传统教科书的“生产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而且还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在本期和下期刊登。。
关键词：“苏联范式”　唯物主义历史观　劳动价值论　研究对象　历史考证版

一、引论
长期以来，受苏联版传统教科书的影响，原本内容丰富、充满活力的马克思理论，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冲击，逐渐被“削弱和边缘化”[1]，而如何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所处的尴尬局面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自然，用现代经济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选择，但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存在较大争议。对此，樊纲（1995）在《“苏联范式”的批判》一文中做了有益探讨，虽然该研究引发了“两个范式”的论战，但却提示我们不应该戴着“苏联范式”的“有色眼镜”去批判“苏联范式”[2]，也不应该戴着“现代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理论，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批判对象”或“批判的批判对象”究竟为何物[3]。毫无疑问，“回到马克思”是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但事实上，按照俄文版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本在内容选择和编纂方面带有双重“意识形态”色彩，而以此为基础的“回到马克思”显然不足以真正彻底还原马克思理论的原貌。
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所开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下同）编纂工作在经历曲折后重新开始。MEGA第二版（即MEGA2）的“全面性、完整性、客观性、过程性”，为彻底重新思考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提供了依据。本文在介绍MEGA由来的基础上，以MEGA2提供的文本文献（以手稿为主）为基础，结合MEGA2重要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新历史观[4]、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解读。考虑到苏联版传统教科书将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分置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学科带来的“块状”难题，本文的解读虽然分为三个命题，但却是以新历史观为核心的整体解读，尤其是对新历史观形成时出现的生产方式、交换形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核心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更多关注。
二、从MEGA1到MEGA2
1909年，在欧洲流亡的梁诺赞夫开始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发表的文章，1911年1月1日他联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向德国社会党委员会提交了出版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即“维也纳出版计划”）。但是，由于政治时机不合适，这份计划被搁浅。1917年，梁诺赞夫返回俄国参加革命，革命胜利后，他负责科学管理和档案资料保护工作。1921年2月初列宁就“是否能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部书信”致信梁诺赞夫，接着又就“恩格斯书信中画了着重线地方的来源”问题致信梁诺赞夫。信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宁亲自任命梁诺赞夫为首任院长，委托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1的编辑工作。随后，梁诺赞夫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搜集、整理、辨识、编排工作。他为MEGA1设定的目标是“为每一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以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5]。而这也成为MEGA的传统。他杰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赢得了世界各地储藏或保管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科研机构（如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个人（如伯恩斯坦）的信任。1927年，MEGA1的“试版”成为一件“里程碑”的事情，其中收录了大量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和书信），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但1931年2月15日，梁诺赞夫被捕，次日被开除党籍，随后被流放。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250多名工作人员中有100多名被解雇，17名被调离，但MEGA1的出版并没有进入停滞状态，只是没有按照粱诺赞夫的原意开展。193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被重组后，阿多拉茨基成为新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院长。他认为梁诺赞夫的编辑导向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直接背叛”[6]，其编辑出版的著作“纯属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那些原来和他们思想倾向相同的人们，即左翼黑格尔派之间的笔墨官司，对现在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用”[7]。于是，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内容选择和内容编辑方面的“意识形态”成分变得非常浓重，尤其是对于手稿的随意剪辑和组合，以致日本著名学者广松涉（1974）斥之为“伪书”。不过，1931年之后，在阿多拉茨基领导下，仍然出版了7部MEGA1卷册和一部采取MEGA版式但未标记MEGA卷次的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1938年1月21日亦即列宁逝世14周年纪念日，流放中的梁诺赞夫被秘密枪决，“梁诺赞夫时代”戛然而止。尽管阿多拉茨基进行了反梁诺赞夫的不懈努力，但他仍然因为“没有全面地审查和纠正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梁诺赞夫所主编的卷次”[8]而于1939年1月被解职，而最终导致MEGA1出版工程彻底停滞（赵玉兰，2013；魏小萍，2013；郑文吉，2004；广松涉，1974）。
斯大林去世后，虽然前苏联再次出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呼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转移到了新成立的东德，并最终于1975年正式出版了MEGA2第I部分，到1990年MEGA2共出版了43卷册。苏东剧变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柏林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共同签署协议，于1990年5月22日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MEGA2出版权也随着转到了该基金会。尽管出现了前苏联和东德的研究院被更名或拆散，但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多国学者、科学家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从1991年至今，除了原来的柏林和莫斯科的编辑小组之外，MEGA2又增加了十余个编辑小组，其中包括日本的三个小组。按照1995年制定的最终方案，MEGA2由原计划的163卷（172册）缩减为114卷（122册）。
MEGA2承袭了MEGA1的“完整性”“忠实于原文”“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等编辑理念，其客观性、国际性和超级学术水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回到马克思”创造了条件。在我国，相关的翻译、研究在学术界也在展开。截至2014年底，与MEGA2有关的译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已经出版24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出版5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出版10卷。但必须指出，这些译著并没有完全按照MEGA原始语言文字、体例，而且在翻译关键词语的选择上，也受着俄文版影响。值得庆幸的是，近期有一些机构按照MEGA2的“编辑准则”翻译出版了一些手稿，并保留了MEGA2的原始语言文字和编排风格，这为我国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开了好头（赵玉兰，2013；陶伯特，2003）。
三、哲学语境中的新历史观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为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格式塔”变革，并实现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但由于这一变革建立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础上，文本中包含着大量的哲学术语、哲学人物、哲学理论的叙述，加上手稿本身的不完整和苏联版传统教科书“先入为主”的影响，于是，对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的解读更多地发生在哲学领域。
（一）苏联版教科书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对于苏联版教科书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仍然不能不追溯到列宁。或许是受到论敌考茨基这位唯物主义历史观通俗化解释大师的影响，列宁在《卡尔•马克思》等文中，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历史上的应用和推广。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的是“历史”而不是“唯物主义”。应该说，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原谅的错误，因为列宁生前并没有读过《形态》这部标志着新历史观诞生的手稿[9]。不过，列宁的观点却被斯大林所继承并发扬光大。1938年，斯大林发表了“影响近一个世纪而且至今仍然没有迹象停止”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任何意识存在的客观存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到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存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10]
斯大林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本体论”出发推导出来了社会存在也是第一性，社会意识也是第二性的结论。事实上，当斯大林将社会存在本体论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核心命题时，马克思理论的“异化”大门已经打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确切地应改为是“社会存在与人们意识”）的关系问题，确实是新历史观中涉及的问题，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也不是本体论的问题。
在完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这一命题以后，斯大林进一步推导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而这一原理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命题。看一看斯大林的逻辑是很有意思的：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活动中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关系，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11]。
从这里可看出，斯大林已得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结论，而在下文将论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存在的“生产方式”却不翼而飞了。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该书中斯大林对“生产方式”做了“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却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整个理论的理解。于是，斯大林构建了一个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核心，以自己定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范畴为支撑的只见“物”不见“人”的本体论体系。
（二）《形态》的背景和版本状况
尽管新历史观的创立应追溯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但是考虑到马克思（1859）和恩格斯（1888）都认为《形态》是对新历史观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的表述，我们的解读重点放在《形态》这部未完成的手稿。首先看一下《形态》形成的背景，我们也从文献学视野推断一下这篇未完成稿的文本顺序。
1845年4月，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与同年2月滞留的马克思会合，就彼此独立路径达到的新历史观进一步合作。考虑到他们已经在《神圣家族》中对早期同盟者布鲁诺•鲍威尔进行了批判，他们并没有计划对青年黑格尔派做出清算。而此时，马克思要完成《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写作，恩格斯则要准备《英国社会史》。但在结束了英国40天之旅，并在《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上看到了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文章后，他们思想发生了变化。鲍威尔和施蒂纳将他们看作是费尔巴哈派，促使他们不得不从以前的黑格尔哲学遗产中摆脱出来。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对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题目暂定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然而，到1846年，他们感到有必要对当时颇有势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所以增加了一卷对我们熟知的蒲鲁东和卡尔•格律恩等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就是马克思（1859）所说的“两卷八开本”的“两卷”来源，这些都是交付出版的。依据MEGA2先行版副卷中的说明材料和笔者推测，草稿第1～29页部分，应该是在“圣布鲁诺”一章写作中起草的，草稿第30～35页部分和草稿第36～72页部分，分别是在“圣麦克斯”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写作中起草的。而“刊印版”“费尔巴哈”一章非常短，很可能是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过程中或完成后，他们感到有必要单独写一章正面叙述其历史观。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冷讽热嘲，而对于“唯物主义”和“历史观”分离的费尔巴哈却手下留情。从文本看，草稿正文左栏部分为恩格斯所写，右栏插入、修改、注释内容出自马克思之手，据此广松涉（1974）认为恩格斯才是“第一提琴手”。个人认为，正文之所以出自恩格斯之手，很大程度是因为恩格斯的字写得工整容易识别。至于恩格斯的思想是否领先于马克思，我们不能从1844年《巴黎笔记》之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认识差距来推断，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过了恩格斯，也超过了蒲鲁东、赫斯等一度可以做马克思老师的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的插入语、修改和评述，对文本的解读非常重要。
根据以上的分析，借助2003年“费尔巴哈”一章的MEGA2先行版（或1972年的MEGA2试行版），我们就具备了对新历史观进行解读的条件。至于马克思所说的“两卷八开本”中的“八开本”，那一定是马克思后期出现了“暂时性或永久性的遗忘”所致，所有的手稿中只有“二开本”和“四开本”（陶伯特，2003；郑文吉，2004；广松涉，1974）。
（三）哲学语境中的新历史观
在《形态》“费尔巴哈”一章中包括一个“刊印稿”、三个“草稿”和二个“残篇”。其中，“刊印稿”是总论，三个“草稿”是组成部分，“残篇”可以看作是“刊印稿”的必要补充，它们之间虽然存在少量重复，但相互之间并不矛盾，且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避免归并分类带来的问题，我们不做“标题式分类”，以MEGA2先行版的顺序为主线，对新历史观进行经济学视野的解读。
诚如名字“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历史观（Geschichtsauffassung）的建立是在对德国“意识形态”批判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对德国“意识形态”批判就构成了《形态》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德国“意识形态”的批判仍然是哲学的批判，是黑格尔体系范围内的批判。尽管经历了一场席卷一切“过去力量”的黑格尔体系解体运动，但由于这一切都没有离开哲学的基地，“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2]，“匆匆消失”不可避免。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无感叹地讲道：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P.86）
与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本身、现实物质环境中去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把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作为历史前提，以人类的实践活动超越思辨哲学的本体论，将《1844年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思想进一步推进。他们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P.88）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P.94）
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揭开费尔巴哈哲学真实面目的钥匙，对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犀利地批判：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25）
为什么费尔巴哈会从一个唯物主义者又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呢？对于饱受苏联版传统教科书影响的我国学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是不好接受的。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费尔巴哈包含“人本主义”观念的唯物主义中的人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而不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生活的人”，而自然界是离开人们实践活动的自然界，亦即“观念”上的“绝对”自然界，这不正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吗？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论是：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一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PP.35-36）
在对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大量有理有据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研究转向了我们所关心的“现实生活”。看看《形态》的分析逻辑，有助于对“新历史观”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物质生产”（Materiellen Produktion）为起点，通过对人们物质生活“吃喝住穿的需要”、“由吃喝住穿引起的生产工具的需要”和“繁殖即生产自身的需要”三个方面需要的历史分析，进入到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有了生产活动，人们就会组合在一起，而“这些生产活动的共同方式就是‘生产力’（Productionskraft）” （P.27)，它决定着“社会状况” （Gesellschaftliche Zustand）。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也发展了起来了，“人们的意识”（Bewuβtsein）也逐渐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而发展，从畜群意识转向部落意识、民族意识等。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生产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ltnisse）、生活的“生产方式”（Productionsweise)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换形式”(Verkehrsform)[13]也都伴随而生。不仅如此，分工还出现了“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亦即由分工引起的异化现象），以及与分工“相等的表达方式”的私有制[14]。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物质生产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范畴[15]，并对其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值得强调的是，与《1844年手稿》不同，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私有制看作是分工的孪生物，“劳动的异化”转向了分工。
到这里为止，如果注意一下马克思从《巴黎笔记》、《1844年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形态》思想的转变，不难发现，马克思已经从哲学思辨中走出来，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去面对真实社会生活，去面对“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即物质生产、经济交往、分工等。这时马克思与他曾经批判而且在以后还会批判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前提第一次有了真正重合，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张一兵，2014；陶伯特，2003）。
至于苏联版教科书中所讲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从上边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自己的评述：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看作是他们的意识。”（P.93）
在后边的草稿30～35页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统治阶级思想”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P.43）
如前所述，草稿30～35页部分产生于“圣麦克斯”一章第一节中，其内容带有明显的批驳施蒂纳的色彩。他们对施蒂纳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戏法进行了揭露：第一，必须把统治者个人的思想同统治者本身分开；第二，必须赋予思想统治具有一种承继关系和某种秩序；第三，必须把它变成某种人的“自我意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有把握地对新历史观进行了阐述，他们指出：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换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的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P.35）[16]
以“物质生产”作为新历史观的出发点，将“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强调人类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秘密武器。需要注意的是，在《形态》和后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如《反杜林论》中，“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而在苏联版传统教科书中，“生产方式”被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交换形式”被误读为“生产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也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枢纽。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一节中，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对新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后，《形态》还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工场手工业产生，而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些关系仍然带有宗法的色彩，而在大城市、真正工场手工业城市中，这些色彩在最初阶段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大工业的出现，而大工业的出现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 … 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 （P.94）
从上边叙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新历史观的最重要的原理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一定的生产力，产生了大工业这样的生产方式，而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资产阶级，产生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一原理没有明确表述，常常被我国学者忽略。当然，这也和我们思想中已有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先入为主”有关。
在完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私有制下，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灾难后果等作了概括，揭示了私有制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在揭示了私有制下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用原理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论述共产主义下“交换形式本身的生产”。并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被完全消除，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既存制度”批判的同时，也包含着对“改造世界”建立美好制度的憧憬。事实上，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在《形态》草稿中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现实运动”，以及建立共产主义条件目前远未满足的话，我们不能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归罪于马克思的理论。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析，得出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结论。这里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分草稿中，对“生产力——交换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苏联范式”轻易地把“交换形式”当作“生产关系”，把“生产力——交换形式”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这是严重的误读。对于生产方式、交换形式两个范畴的进一步分析，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的进一步论证，留在下一节进行。
（四）新历史观的补充与完善
新历史观形成后，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形态》出版的受挫而停止研究。相反，他将新的发现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创造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
1.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经济学非常重要的范畴，根据吴易风（1997）、马家驹和蔺子荣（1981）的研究，生产方式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通过对MEGA2的考察，马克思确实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需要根据语境区别对待。在《形态》中，不仅存在“生产力——生产方式”，而且还存在着“生产力——交换形式”，这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本文对MEGA2进行了再研究，发现在“生产的社会形式”含义中，“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等价，亦即在“生产的社会形式”含义中，“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包含生产的形式和生产产品的交换形式。对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写道：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17]
从这里可看出，恩格斯将“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在互换使用，下面的评述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18]
这里明显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互换。从这两处引文中，我们可以证明“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可以交换使用[19]。
至于“交换形式”（Verkehrsform），本身的含义并不模糊，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同著作中对Verkehrsform进行了不同的翻译。与“交换形式”相联系的“交换关系”（Verkehrsverhltnisse），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1卷），还是广松涉版和陶伯特版，都翻译为“交往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沿用了这个翻译，但是在《资本论》中的翻译却改成了“交换关系”。不仅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的“第三卷说明”中，做出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这里是用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达的”[20]说明，其理由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未抽象出“生产关系”概念。而在该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文中有11处直接使用了“生产关系”概念[21]。事实上，《形态》的草稿第59页就使用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其原文用词Productionsverhltnisse，与《1857-1858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生产关系”的原文用词完全相同[22]。必须指出，生产和交换本身就是两项不同职能，生产形式、交换形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身不能互相取代。
2.“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进一步论证。在《形态》草稿完成的同年，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用原理，只是用“经济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而已。他写道：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23]
至于为什么生产力是第一位的，这封信叙述非常清楚，与“苏联范式”的决定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的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24]
马克思（1847）在《哲学的贫困》这部第一次运用新历史观研究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在批判蒲鲁东时，再次叙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用原理。他写道：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5]
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研究的成果做了被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似乎还原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从这里也找到了苏联版传统教科书中原理的由来。马克思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26]
事实上，一方面，“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并不构成矛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中在叙述这一原理时，对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作了重大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修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原文为：
“我要简单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27]
类似的修改也在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进行，而对这一原理的更进一步佐证是《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讲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28]

注：
[1]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
[2]樊纲：《“苏联范式”的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就其文中使用的马克思理论而言，仍没有摆脱苏联版传统教科书的束缚。本文在后边部分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3]这里借用马克思的术语主要是想说明批判“苏联范式”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前提都离不开对其对象的理解。
[4]“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中文译名最早都来自于恩格斯相关著作。
[5]赵玉兰：《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6]英格•陶伯特，2003：《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对照本），李乾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由于MEGA2的《形态》迄今还未出版，该版（MEGA2试行版）成为最权威的版本，本文采取之。为简化起见，该书简称为陶伯特版，引文直接在正文中标注页码。本小节的德文注释如不特别说明，也是来自该版。
[7]英格•陶伯特，2003：《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对照本），李乾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8]赵玉兰：《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这是苏联中央委员会对于阿多拉茨基的指责。
[9]1932年《形态》才在苏联首次出版。
[10][11]斯大林，1938：《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译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5年版，第220-221页。
[12]英格•陶伯特，2003：《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对照本），李乾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13]已有的中文译本都将Verkehrsform译成“交往形式”，本文改译成了“交换形式”。在后文后将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
[1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一个是就活动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的。”英格•陶伯特，2003：《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对照本），李乾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15]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存在着一定量的相同德语词汇在不同著作中翻译不同的情况，为便于对照，这里将主要经济范畴的德语词汇（陶伯特版原文）列了出来。
[16]原文译文为“交往形式”。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19]已做了MEGA2的对照，中文版翻译没有二义性。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1]赵家祥：《解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生产关系”概念与“交往形式”等术语的关系》，《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
[22]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58：Teil 1：1.1，Dietz Verlag Berlin,1976,p.43；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Das Kapital,Dietz Verlag Berlin,Band 5,1983，p.12；参见英格•陶伯特，2003：《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对照本），李乾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德文第243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7~47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注33。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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